首先看看這個制度的好處。學券制完全是以經濟因素作考慮，家長既得學券，便可以自由地選擇心目中最理想的學校給自己子女，學校為了得到家長的支持，也必定要做得更好更出色，以吸引家長讓子女入讀，而熱門或辦學辦得好的學校，更可以收取額外收費，用以提供更好的教育給學生。一些辦學辦得不好的學校，也會因家長的離棄而最終也得停辦。學校間的競爭，可以鼓勵學校去做得更好，結果便是可以汰弱留強，整體教育也可以辦得更好。而有記載說張教授以學校比喻為酒家，家長比喻為顧客，如果酒家辦得不好，顧客有微言，酒家那敢不即時改善，所以學券制是一個理想的教育資助制度。
由以上看來，學券制是不錯的，我亦相信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是非常合理的（我當然沒有資格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及張教授談經濟，更遑論推翻他們的見解）。既然從經濟學上站得住腳，卻為什麼這個制度被提出超過半世紀，還是沒有被廣泛採用呢？張教授提出了四點解釋：
- 學券制被視為可以減輕整體教育開支，而減教育開支便等同教育水準下降。
- 某些不良學校，為了投家長或學生所好，只滿足他們教育以外的期望，所以政府怕學校如此而反對推行學券。
- 推行了學券，私立學校也可以得到資助，反而令原本主要用在公立學校的教育資助更少了。
- 因為沒有地方大規模推行學券制，最多也只是局部推行，所以結果不明顯或反而更差。
張教授的文章還有提出一些論點，首先是教育當局反對學券制，意味他們覺得他們比學生的家長更清楚和關心他們，更明白學生需要什麼的教育，張教授覺得這個論點是不合理的。另一論點是，熱門學校投考的學生多，學校可以加學費，令部份家長卻步，轉而選擇學費較低的學校，亦令學費較低的學校，有動力去改善他們的教育。另外，教育界的「鐵飯碗」，例如老師，聯合起來反對學券制，所以教育當局也不能推行，暗示學券制是最好，問題只是有不合理反對的聲音吧。
我不是經濟學家，所以經濟學上的互動機制和因果關係，我沒有資格去評論。但是我所想到的是，學券制是一個涉及人的制度，所以不能單以經濟角度來考慮，另外，酒家也不是一個合適的比喻，因為顧客在酒家進食，色香味是主觀感覺，即時可以分辨，不滿意可以永遠不再來，但是學校所提供的教育的好壞，未必可以短期內看到。我記得我在讀大學時，可以選擇張教授的經濟課為選修科，也許他的名氣真的很大，所以首堂出席的學生，是坐滿了整個演講廳，連通道也坐滿人，看到他整堂坐在台上，沒有講義，沒有課程，感覺是隨意講講隨想，令我嚇了一跳，不敢再讀下去，我記得他曾因他這樣的教法在大學得最差教學獎（翻查紀錄，是一九九一年），但到今天我會想，可能他在台上看似隨意的說話，當中便包括了一些經濟理論和他對世界的見解，反而是書本上看不到的，書本在圖書館多的是，其他講師來教可能分別不大，但是張教授將自己的心得在課堂上分享，其實這不是更有價值嗎？那時就算沒有選擇他的課程，也應該去旁聽他的課堂。教育的成效可能要多年後才看見，但是飲食方面則不會多年之後才會發現當年前要投訴難食的那一餐是極品吧。
由此可見，教育和飲食不能相比的地方，便是飲食本身很主觀，人不須用長時間來區分美食，但教育的果效卻未必能在短期內看到。例如以前曾撰文提及有家長覺得優才學校的公開試成績強差人意，即時影響部份家長對讓子女入讀這學校的信心。假如公開試成績不好便不是好學校（我不是說優才學校便是這樣，正如我那篇有關優才學校的文章，便說其實優才學校的著眼點並不一定是公開試成績，而是培育和發揮個別學生的不同的能力），家長可能便得在整個學習過程之後才能知道他們最重視的結果。同樣，家長其實很難在短期內看到學校是否教得好，簡單的來說，家長短期只能以課程深淺，功課量多少，來比較不同的學校，但家長能否短期內便知道自己子女在這間學校的最終學習果效是怎樣呢？我自己便會覺得不易做到，所以家長只能憑自己對學校所採用的教育模式的理解，憑信心的讓自己子女在這學校就讀。
飲食和教育另一點不同的地方是，飲食是以每餐為單位，顧客可以每一餐選擇在不同的餐廳進食，又平又好味的，可以再來，否則可以列入黑名單，永不再來，每一餐之間是沒有關係的，中午吃了又貴又多的自助餐，晚上可以只吃個麵包，也不會理會在餐廳裡隔枱坐著什麼人。但是一個孩子的教育是十多二十年或更多，每一年之間都有關係，期間不可能隨意轉來轉去，學生老師之間又有互動關係。食海鮮是時價，以供求決定，食客可以決定選擇合心意合價錢的才吃，甚至不吃海鮮，但是對教育而言，學校總不能將學費，不論以年費或月費型式，以海鮮價來浮動吧。對家長而言，尤其是做生意的，今年收入好，便讓子女讀國際學校，明年經濟差，收入減少，便讓子女讀官津學校，這是不可能的。
顧客找到合意的餐廳之後，可以決定自己想吃的東西，很多時還可以「微調」做法，例如「少油，少糖，少鹽」、「走青」、「牛扒是五成熟還是九成熟」等等，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吃的是點菜的那位顧客，其他顧客還是可以有他們自己的選擇。但是如果家長以同樣的做法運用在學校裡，後果便不一樣，原因是所影響的，大都不是只影響自己子女，還會影響到其他同學，例如自己的子女名列前茅，覺得課程過淺，便建議學校教深一些，但對絕大部份學生而言，卻已經是太深了；又例如子女成績只差兩分便得A，家長便要求老師改為A，但是可以改得這個差兩分的為A，老師要否也改其他差一分和兩分的學生成為A呢？
張教授說家長是最關心自己子女的，既然如此，他們便會為子女選擇最適合的學校，做最好的決定。家長是最關心自己的子女，這個亳無疑問，但是否所有家長都最懂得為子女選擇最適合的學校呢？我則覺得不是絕對，尤其於現今香港的現況來說，不同的教育模式，不同的升學途徑，不同的資助模式，家長可能連整個教育制度也看不清楚，又例如這間收費的直資學校和那間免費的官津學校相比，自己的子女最適合讀那一間？很多家長都可能想不通，所以真的未必能為自己子女選擇最好的教育，問題不是他們不想，而是這不是一個簡單主觀的決定，有很多其他因素要考慮。作為大學講師，從事教育多年的張教授，當然對整體教育完全理解，亦有經濟能力去做任何決定，所以可以為他的子女選擇出最理想的教育。以此套在所有家長身上，卻未必是一定的。記得鮮魚行學校梁校長曾在電視節目中說過，學校要受歡迎很容易，每一科都教深一級，家長便會爭著讓子女入讀，可能大部份家長選擇學校便只重視課程深淺，但我不認為這便叫做懂得為子女選擇最適合的學校。
另一點張教授覺得是學券制推行不了的原因，是教育界有強烈的保護心態，原因是推行學券制的目的便是要學校和教師做得更好，提供更好的教育，所以教育界，尤其是老師，都不想全面實施學券制，因為他們不想變。這個論點背後的假設是老師和學校永遠都有改善空間，來提升學校的吸引力。老師可以改善的地方，例如是採用新教法，運用更多資訊科技來教學，增加每天的工作時間；我相信我小時候那年代的教師，或許真的有工作半天，放工便和其他教師一同去娛樂，例如打麻雀，但是到今天差不多所有學校都是全日制，出生率低而收生不足便有機會被殺校的今天，我不相信還有教師是可以有很多空閒時間，反而我聽到很多任職老師的朋友，時常要進修新教學法，每天都是朝七晚八，星期六、日也要在家改功課、備課或負責課外活動，暑假也不是真的那麼長，很多時也要回校開會或補課，更有慨嘆有時間照顧別人的子女，卻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子女；他們還有多少改善空間？我相信不多了。學校方面，很多的改善的方法都涉及資源，例如提供更好的環境，招請更多老師。是先有學生便有資源改善教學設施，還是改善了教學設施才能吸引到學生呢？有些學校資源多，可以是先改善教學設施來吸引學生，再增加收入來改善教學，但有些學校卻是沒有資源先改善教學，唯有便跌入惡性循環裡去，收生人數越來越少，也許最終唯有殺校收場。
因為學券制便是從經濟學角度出發，所以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服務提供者」和「顧客」的互動關係便會更深化；試想，家長拿著學券來到學校，便即是帶著政府的資助，是實實在在的錢，那家長怎會不把自己看成為顧客，要求學校提供他們期望的服務呢？部份家長會對學校有要求，尤其是不合理的要求（怎樣才叫合理不在此討論），如果學校堅持己見，也許家長便會說：「學校不滿足我的要求，我便為子女轉校，到時你糧也沒有錢出，工也沒有得做。」強勢（即熱門多考生爭入）的學校，可以堅持己見，不理會家長的要求，一個學生走了，後備列上還有上千個學生等著來就讀，但對弱勢（即時常在殺校邊緣）的學校，也許家長有什麼要求，學校也不敢不從，一個家長可以作無理要求，對其子女有好處，也許其他家長也會覺得要提出相類似的要求，不要求才是傻的。最後學校成為了不倫不類，由家長主導的學校了。 看看我們的弱勢政府，實行什麼政策都好像很多制肘，就知道弱勢學校將會是怎樣了。
學校和家長的角色，最理想是一個合作的關係，兩者共同提供最好的教肓和成長環境給孩子，但是當學校和家長的關係變成服務和消費關係，家長變得強勢，他們或許覺得正合心意，但事實卻告訴我們的卻是不一樣。文匯報於本月十三日的一篇文章《溫室世代：「怪獸家長」空降「港孩」誕生》便有以下記載：
尾木直樹《註：日本法政大學教授》表示，「怪獸家長」的出現，是2000年日本教育界引進商業原則所致。許多市政府允許家長自由選擇學校，一改以往按學區的原則，以致加劇學校競爭，教育變成一種商品。尾木直樹從全日本收集逾700個案例。其中一個案例是有關一名老師被家長要求每天早上赴家接送學生上學。另一個例子是老師被要求查看天氣預報，再告知學生是否需要帶傘等。
由此看來，日本已取消了以校區來派位的方法，家長可以隨意選擇任何學校，加上出生率下降，所謂的商業原則，也許便是學校間爭相提高吸引力，希望有家長垂青，讓子女入讀，學校才能生存下去。而一間學校的吸引力決定在於什麼？有什麼可以改善？硬件來說，校舍設備等等，但這些要看有沒有資源來能改善。軟件來說，例如老師的質素，教學過程果效則難以量化，校長極其量去選更高學歷的老師，增加對老師的要求，如學生派位公開試的成績，和老師準備教材的時間和數量，而講到尾，還不是派位結果和學術成績？既然學校要以商業原則運作，而家長最終重視的是學業成績，學校便要不斷想辦法去優化學校的「成績表」，提高吸引力，要提高學校整體的學術成績，結果便是，著重取錄學生的入學時的學術水平，每級教深一兩級課程，增加教學時數，要求不達標的學生留班，如仍跟不上，便勸諭學生離校，令不逹標的學生不能以該學校學生的身份參加公開考試。取錄在學術水平不達要求，但在課外活動中有出色表現的學生，或要求學術水平一般的學生，於課後參加長時間對某一項目的集訓，令學校在校際比賽中揚名。所以，當學校的著眼點不是學生的全人發展，而是對家長的「吸引力」時，其實並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覺得，教育界不贊成學券制，原因不是要保障自己，而是教育界明白，現在不是以商業原則來運作，其實家長已經有不少對學校和老師接近無理的要求，如果完全推行學券制，學校和老師的地位便只會越來越低，家長和學生也不會尊重老師，當學生對老師失去了尊重，家長不信任老師，老師的教學便只會事倍功半，老師的工作量也只會不斷上升。最終受影響的，便是學生本身。
對於張教授最後一點，說學券制結果不明顯，是因為沒有全面推行。根據日本的例子，便推翻了這一點，引入商業原則，不會令學校教得更好，只會令更多不合理的事情產生出來。而學校為了增加家長所認同的吸引力，反而要更著重學術成績，最終走回填鴨式和操練式的教育。
結論
教育不能簡單視作商業營運的服務，因為當中涉及很多不同的人和事，也不是短期和隨時可以變換的，果效也不可以簡單量化作比較，亦不是短期內可以見到果效，家長也多不能先作理性客觀的分析和選擇。所以以推行學券制來改善教育，其實是不可行的。
我不是經濟學家，所以經濟學上的互動機制和因果關係，我沒有資格去評論。但是我所想到的是，學券制是一個涉及人的制度，所以不能單以經濟角度來考慮，另外，酒家也不是一個合適的比喻，因為顧客在酒家進食，色香味是主觀感覺，即時可以分辨，不滿意可以永遠不再來，但是學校所提供的教育的好壞，未必可以短期內看到。我記得我在讀大學時，可以選擇張教授的經濟課為選修科，也許他的名氣真的很大，所以首堂出席的學生，是坐滿了整個演講廳，連通道也坐滿人，看到他整堂坐在台上，沒有講義，沒有課程，感覺是隨意講講隨想，令我嚇了一跳，不敢再讀下去，我記得他曾因他這樣的教法在大學得最差教學獎（翻查紀錄，是一九九一年），但到今天我會想，可能他在台上看似隨意的說話，當中便包括了一些經濟理論和他對世界的見解，反而是書本上看不到的，書本在圖書館多的是，其他講師來教可能分別不大，但是張教授將自己的心得在課堂上分享，其實這不是更有價值嗎？那時就算沒有選擇他的課程，也應該去旁聽他的課堂。教育的成效可能要多年後才看見，但是飲食方面則不會多年之後才會發現當年前要投訴難食的那一餐是極品吧。
由此可見，教育和飲食不能相比的地方，便是飲食本身很主觀，人不須用長時間來區分美食，但教育的果效卻未必能在短期內看到。例如以前曾撰文提及有家長覺得優才學校的公開試成績強差人意，即時影響部份家長對讓子女入讀這學校的信心。假如公開試成績不好便不是好學校（我不是說優才學校便是這樣，正如我那篇有關優才學校的文章，便說其實優才學校的著眼點並不一定是公開試成績，而是培育和發揮個別學生的不同的能力），家長可能便得在整個學習過程之後才能知道他們最重視的結果。同樣，家長其實很難在短期內看到學校是否教得好，簡單的來說，家長短期只能以課程深淺，功課量多少，來比較不同的學校，但家長能否短期內便知道自己子女在這間學校的最終學習果效是怎樣呢？我自己便會覺得不易做到，所以家長只能憑自己對學校所採用的教育模式的理解，憑信心的讓自己子女在這學校就讀。
飲食和教育另一點不同的地方是，飲食是以每餐為單位，顧客可以每一餐選擇在不同的餐廳進食，又平又好味的，可以再來，否則可以列入黑名單，永不再來，每一餐之間是沒有關係的，中午吃了又貴又多的自助餐，晚上可以只吃個麵包，也不會理會在餐廳裡隔枱坐著什麼人。但是一個孩子的教育是十多二十年或更多，每一年之間都有關係，期間不可能隨意轉來轉去，學生老師之間又有互動關係。食海鮮是時價，以供求決定，食客可以決定選擇合心意合價錢的才吃，甚至不吃海鮮，但是對教育而言，學校總不能將學費，不論以年費或月費型式，以海鮮價來浮動吧。對家長而言，尤其是做生意的，今年收入好，便讓子女讀國際學校，明年經濟差，收入減少，便讓子女讀官津學校，這是不可能的。
顧客找到合意的餐廳之後，可以決定自己想吃的東西，很多時還可以「微調」做法，例如「少油，少糖，少鹽」、「走青」、「牛扒是五成熟還是九成熟」等等，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吃的是點菜的那位顧客，其他顧客還是可以有他們自己的選擇。但是如果家長以同樣的做法運用在學校裡，後果便不一樣，原因是所影響的，大都不是只影響自己子女，還會影響到其他同學，例如自己的子女名列前茅，覺得課程過淺，便建議學校教深一些，但對絕大部份學生而言，卻已經是太深了；又例如子女成績只差兩分便得A，家長便要求老師改為A，但是可以改得這個差兩分的為A，老師要否也改其他差一分和兩分的學生成為A呢？
張教授說家長是最關心自己子女的，既然如此，他們便會為子女選擇最適合的學校，做最好的決定。家長是最關心自己的子女，這個亳無疑問，但是否所有家長都最懂得為子女選擇最適合的學校呢？我則覺得不是絕對，尤其於現今香港的現況來說，不同的教育模式，不同的升學途徑，不同的資助模式，家長可能連整個教育制度也看不清楚，又例如這間收費的直資學校和那間免費的官津學校相比，自己的子女最適合讀那一間？很多家長都可能想不通，所以真的未必能為自己子女選擇最好的教育，問題不是他們不想，而是這不是一個簡單主觀的決定，有很多其他因素要考慮。作為大學講師，從事教育多年的張教授，當然對整體教育完全理解，亦有經濟能力去做任何決定，所以可以為他的子女選擇出最理想的教育。以此套在所有家長身上，卻未必是一定的。記得鮮魚行學校梁校長曾在電視節目中說過，學校要受歡迎很容易，每一科都教深一級，家長便會爭著讓子女入讀，可能大部份家長選擇學校便只重視課程深淺，但我不認為這便叫做懂得為子女選擇最適合的學校。
另一點張教授覺得是學券制推行不了的原因，是教育界有強烈的保護心態，原因是推行學券制的目的便是要學校和教師做得更好，提供更好的教育，所以教育界，尤其是老師，都不想全面實施學券制，因為他們不想變。這個論點背後的假設是老師和學校永遠都有改善空間，來提升學校的吸引力。老師可以改善的地方，例如是採用新教法，運用更多資訊科技來教學，增加每天的工作時間；我相信我小時候那年代的教師，或許真的有工作半天，放工便和其他教師一同去娛樂，例如打麻雀，但是到今天差不多所有學校都是全日制，出生率低而收生不足便有機會被殺校的今天，我不相信還有教師是可以有很多空閒時間，反而我聽到很多任職老師的朋友，時常要進修新教學法，每天都是朝七晚八，星期六、日也要在家改功課、備課或負責課外活動，暑假也不是真的那麼長，很多時也要回校開會或補課，更有慨嘆有時間照顧別人的子女，卻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子女；他們還有多少改善空間？我相信不多了。學校方面，很多的改善的方法都涉及資源，例如提供更好的環境，招請更多老師。是先有學生便有資源改善教學設施，還是改善了教學設施才能吸引到學生呢？有些學校資源多，可以是先改善教學設施來吸引學生，再增加收入來改善教學，但有些學校卻是沒有資源先改善教學，唯有便跌入惡性循環裡去，收生人數越來越少，也許最終唯有殺校收場。
因為學券制便是從經濟學角度出發，所以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服務提供者」和「顧客」的互動關係便會更深化；試想，家長拿著學券來到學校，便即是帶著政府的資助，是實實在在的錢，那家長怎會不把自己看成為顧客，要求學校提供他們期望的服務呢？部份家長會對學校有要求，尤其是不合理的要求（怎樣才叫合理不在此討論），如果學校堅持己見，也許家長便會說：「學校不滿足我的要求，我便為子女轉校，到時你糧也沒有錢出，工也沒有得做。」強勢（即熱門多考生爭入）的學校，可以堅持己見，不理會家長的要求，一個學生走了，後備列上還有上千個學生等著來就讀，但對弱勢（即時常在殺校邊緣）的學校，也許家長有什麼要求，學校也不敢不從，一個家長可以作無理要求，對其子女有好處，也許其他家長也會覺得要提出相類似的要求，不要求才是傻的。最後學校成為了不倫不類，由家長主導的學校了。 看看我們的弱勢政府，實行什麼政策都好像很多制肘，就知道弱勢學校將會是怎樣了。
學校和家長的角色，最理想是一個合作的關係，兩者共同提供最好的教肓和成長環境給孩子，但是當學校和家長的關係變成服務和消費關係，家長變得強勢，他們或許覺得正合心意，但事實卻告訴我們的卻是不一樣。文匯報於本月十三日的一篇文章《溫室世代：「怪獸家長」空降「港孩」誕生》便有以下記載：
尾木直樹《註：日本法政大學教授》表示，「怪獸家長」的出現，是2000年日本教育界引進商業原則所致。許多市政府允許家長自由選擇學校，一改以往按學區的原則，以致加劇學校競爭，教育變成一種商品。尾木直樹從全日本收集逾700個案例。其中一個案例是有關一名老師被家長要求每天早上赴家接送學生上學。另一個例子是老師被要求查看天氣預報，再告知學生是否需要帶傘等。
由此看來，日本已取消了以校區來派位的方法，家長可以隨意選擇任何學校，加上出生率下降，所謂的商業原則，也許便是學校間爭相提高吸引力，希望有家長垂青，讓子女入讀，學校才能生存下去。而一間學校的吸引力決定在於什麼？有什麼可以改善？硬件來說，校舍設備等等，但這些要看有沒有資源來能改善。軟件來說，例如老師的質素，教學過程果效則難以量化，校長極其量去選更高學歷的老師，增加對老師的要求，如學生派位公開試的成績，和老師準備教材的時間和數量，而講到尾，還不是派位結果和學術成績？既然學校要以商業原則運作，而家長最終重視的是學業成績，學校便要不斷想辦法去優化學校的「成績表」，提高吸引力，要提高學校整體的學術成績，結果便是，著重取錄學生的入學時的學術水平，每級教深一兩級課程，增加教學時數，要求不達標的學生留班，如仍跟不上，便勸諭學生離校，令不逹標的學生不能以該學校學生的身份參加公開考試。取錄在學術水平不達要求，但在課外活動中有出色表現的學生，或要求學術水平一般的學生，於課後參加長時間對某一項目的集訓，令學校在校際比賽中揚名。所以，當學校的著眼點不是學生的全人發展，而是對家長的「吸引力」時，其實並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覺得，教育界不贊成學券制，原因不是要保障自己，而是教育界明白，現在不是以商業原則來運作，其實家長已經有不少對學校和老師接近無理的要求，如果完全推行學券制，學校和老師的地位便只會越來越低，家長和學生也不會尊重老師，當學生對老師失去了尊重，家長不信任老師，老師的教學便只會事倍功半，老師的工作量也只會不斷上升。最終受影響的，便是學生本身。
對於張教授最後一點，說學券制結果不明顯，是因為沒有全面推行。根據日本的例子，便推翻了這一點，引入商業原則，不會令學校教得更好，只會令更多不合理的事情產生出來。而學校為了增加家長所認同的吸引力，反而要更著重學術成績，最終走回填鴨式和操練式的教育。
結論
教育不能簡單視作商業營運的服務，因為當中涉及很多不同的人和事，也不是短期和隨時可以變換的，果效也不可以簡單量化作比較，亦不是短期內可以見到果效，家長也多不能先作理性客觀的分析和選擇。所以以推行學券制來改善教育，其實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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